书画鉴定家史树青（1922－2007）是我的前同事，余生已晚，未有机缘与其共事，但却很幸运在多个场合与其有过交集。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在1996年，由文物出版社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“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沈阳举行，我撰文赴会，恰好史树青先生也在。除见面寒暄请安外，我们还在一桌共进早餐。记得当时参加会议的很多学者和工作人员慕其名纷纷向他索取墨宝，他应接不暇，身心俱惫，后来干脆就一个也不理，只是呵呵地笑着。在餐桌上，他对此事愤愤不平，嘴里一直念叨：“凭什么呀！我欠您的呀！”但有意思的是，第二天他却写了很多字，挨个派给餐厅的服务员，而对向其索字的人员则一个也不送，其耿介的性情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后来在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等地我们还有过谋面，但均没有太多的印记，唯独在沈阳见面的情景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史树青先生与先师苏庚春（1924—2001）熟稔，两人均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。在1991年9月6日，由国家文物局邀请专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（即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）外宾接待室鉴定福建厦门送鉴的涉案文物，史树青与苏庚春及刘九庵、杨臣彬、章津才等人参与其事。因这层关系，再加上后来我调入其曾工作过的中国国家博物馆，因而一直以来对其学识与行迹均极为关注。先是拜读其《书画鉴真》，后获其弟子海国林赠予《史树青金石拓本题跋选》，又购买并阅读了《斗室的回忆——史树青先生纪念文集》等书，算是对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近年结识史学家柴德赓（1908—1970）先生之孙柴念东先生，获赠《百年青峰》、《青峰草堂往来书札》及《史籍举要》等书（“青峰”为柴德赓别号）。得知史树青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，在学期间，他从时任辅仁大学教授的柴德赓游，执弟子礼。在柴念东提供的资料中，惊喜获见史树青致柴德赓信札两通，吉光片羽，遂勾起一段尘封的往事，略可概见两位学者早年交游的情景。

两信均为毛笔书，经柴念东考订，分别书于1946年和1947年。第一通书于红色笺纸上，朱丝栏，全文曰：

青峰夫子大人函丈：

日昨，陆锡纯君由平抵沈，得悉吾师驾已返平，甚慰。树于中秋前二日赴中正大学之约，来此任教，即到则兴趣毫无。现以讲师名义在中正大学先修班担任国文，周十二时，约二万上下。系主任高亨（字晋生），现仍在蓉，来沈无期也。先修班中，文史方面同人如李泰棻、王森然、齐佩瑢、莫东寅诸君，终日见面，彼等生活仍不寂寞也。树拟寒假后回平，仍渡学生生活，相见不远。沈阳入晚即行戒严，孤城清角，心绪茫然，援翁、狷翁两太夫子祈代问安！受业树青顿首，九月卅日。

信中陆锡纯为梅贻莹长子，梅贻莹的弟弟为教育家梅贻琦（1889—1962），曾于1931至1948年间任清华大学校长。系主任高亨（1900—1986）为古文字学家和考据学家，著有《周易杂论》、《文字形义学概论》、《文史述林》、《文史述林辑补》、《古字通辞典》等。信中涉及的四位先修班“文史方面同人”均为现代有名的学者，且均有过在北京大学就读或担任教席的经历。李泰棻（1896—1972）为历史学家，著有《西洋大历史》、《老庄研究》、《中国史纲》、《今文尚书证伪》、《中国近百年史》、《痴藏金集》等；王森然（1895—1984）为美术教育家，著有《近代二十家评论》、《文学新论》等，兼擅绘画。1932年在所著的《近代二十家评传》中，他将李泰棻与康有为、章炳麟、王国维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郭沫若等相提并论，可见在此时，李泰棻已经影响甚巨。齐佩瑢（1911-1961）为训诂学家，著有《训诂学概论》和《中国文字学概要》；莫东寅为民族宗教史学者，著有《汉学研究》和《满族史论丛》。“援翁”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（1880—1971），著有《史讳举例》、《校勘学释例》、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、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等；“狷翁”为语言学家和文献目录学家余嘉锡（1884—1955），著有《古书通例》、《目录学发微》、《四库提要例证》、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等。两人在此时均与柴德赓一起任教于辅仁大学。信中言及此年（1946年）中秋前二日，史树青赴沈阳私立中正大学任国文讲师。在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学勤（1933—2019）撰写的《忆史树青先生的国文课》一文中，谈及在1946年春季，李学勤在北京汇文中学初一丙班就读，彼时教国文的正是史树青先生。半年之后，史树青即远赴关东执教。此信与李文相互参证，正好可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，显示出史树青早年行迹。而信中所言及的硕儒俊彦，亦可见出史树青早年的朋友圈构成。

第二通书写在印有“私立东北中正大学”的信笺上，朱丝栏，三页，左下侧尚印有四个联系电话。全文曰：

青峰吾师尊鍳：

前接预衡来函，敬悉进况，甚慰甚慰。树辽东漂泊，意兴耗减，非复当年与二、三遗老（如援翁、狷翁）侍坐受教时也。每日惟以读书阅报为务。昨阅报载吾师荣膺教部大奖，钦敬何似。又阅《新生报》赵蜚云先生又请吾师撰稿，将来拜读，何异侍讲下时邪。前阅程梦阳（嘉遂）诗集（《松园浪陶集》二卷、《偈庵集》二卷，黄宾虹藏，风雨楼排印）第一序为谢三宾撰，系由宋毂所书，题曰：“庚午春日莆阳宋毂书于塾巾楼中”。吾师《谢三宾考》中是否曾见此书，昔拜读时未能注意及此，故敢述之。沈阳书物不多，生来此稍购日人遗物，如铜、磁、陶器（以宋辽金磁陶为多，皆东北热河一带出土）、书籍、字画等多属小品，其大批书物如雪堂及伪满世家之物皆倾箱为出，即敦煌旧卷，无虑数千品。不知元伯先生见之，作何感想。而生困于资材，未能大量罗致耳。中正大学定于一月十三日放寒假，因假期过短，不拟返平，若有赐教，希见示之。元伯先生题跋，已见《民国日报》，钦佩无量。辅校风潮，想已平息，留沈校友，殊念念也。生来沈所得诗，辑为《渡辽吟》，付印在即，一俟出版，当呈钧诲也。肃此敬请

崇安！

受业树青拜启，一月四日。

    信中“预衡”为郭预衡（1920—2010）。史树青于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，时与郭预衡同班，后二人于1945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。郭预衡后从事古代文学史研究，著有《古代文学探讨集》、《历代散文丛谈》、《专门与博识》、《中国散文史》等。“赵蜚云”即文献学与敦煌学家赵万里（1905—1980），著有《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》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等。“雪堂”为考古学家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（1866—1940），而“元伯先生”则为书画鉴定家与文学史家启功（1912—2005）。信中所言“报载吾师荣膺教部大奖”指柴德赓《谢三宾考》一文荣获1945年度中华民国教育部学术奖励。史树青在《<文天祥书谢昌元<座右自警辞>跋》一文中也谈及此文：柴德赓撰文详述明末遗臣谢三宾两次降清，卖友求荣，恰与宋末名臣谢昌元如出一辙。此文在抗战期间写就，并获大奖，或有鼓舞民族爱国守节，其用意深远。史树青“因据师说”，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名迹《文天祥书谢昌元<座右自警辞>》详加考订，正本清源，前人歪曲史实，于谢昌元文过饰非，史文亦严加驳斥。信中谈及的“辅校风潮”，是指1946年秋季，辅仁大学学生因校方增收费用而引发的学生运动。

两信均写于史树青从辅仁大学毕业后临时执教于沈阳的中正大学，信中有问候，也有陈述近况，但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师生间的学谊与风雅，从侧面反映出传统学者、文人交游、治学之道。

史树青跟随柴德赓问学的时间并不长，大抵集中在辅仁大学求学时期，但却对史树青影响不小。史树青在《读书日记前言》中讲到，在其入读辅仁大学之后的第二月，柴德赓即要求其写读书日记，并言：“不记读书日记与学期成绩攸关”。史树青写了读书日记后，柴德赓必手自点评眉批，殷殷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如在史树青读姜亮夫《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》中批阅：“此书错误太多，用之宜慎”，在《书道全集》的读书日记中批阅：“经史基本书，必当有三数种熟读，方能运用不穷”，“兄阅甚广，读书甚富，故下笔斐然可观。此后要当专精一业，以求深造。不然，虽读遍杂书，终无大成，为可惜耳”，可谓金针度人，示人以门径。两信中所示，即与此相互映衬，可略窥旧式文人之谨严与学行。

此外，在《青峰草堂师友墨缘》中尚有一件史树青于1948年书赠柴德赓的楷书诗札。诗札抄录史树青旧诗两首，其书文曰：

冷落尘寰髩有丝，春寒恻恻欲何之。用先生句

而今重过东华路，第一销魂是此时。《甲申春日怀人诗》三十首之一：青峰师。

归来巴蜀又经春，著述千秋准过秦。

载籍几多夫已氏，罪名不让谢三宾。《丁亥春日怀人诗》二十首之一：青峰师。

旧作小诗皆怀青峰师之作也，录请诲正，树青

    钤朱文圆印“史树青”。诗札与书札相得益彰，更见史树青亲承教泽之感恩之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柴德赓珍藏的《青峰草堂师友墨缘》（现已捐赠给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）中留下墨宝的三十余人，学生仅刘乃和、史树青二人，据此亦可略窥史树青在其师心中的地位。

而在书法方面，两通信札书写之时，史树青年仅二十五六，但其潇洒自如、结体匀整的小行书已经颇见功力。李学勤在回忆文章中谈到，在这一时期，史树青还教国文学生怎样练习书法：“写字不用夸，先写飞风家。”因“飞”、“风”（两字均为繁体）和“家”三个字笔画结构很难写得匀称。他还强调：“若要家字好，须得宝盖小”。这些都是史树青先生早年的经验之谈，在其信札中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。这与其晚年端正、秀雅的楷体书风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2019年3月23日于京华之梧轩

朱万章，国家博物馆